一如法学界对于紧急避险边界的探讨，人与人的生命在法律上是等价的，因此以损害他人生命为条件，去拯救自己的行为是非正义的。人的生命等同地无价，保全一百个人的生命也不能成为牺牲一个人的借口。然而，在整场鼠疫进行的过程中，对于牺牲部分个人以保全整体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从封阿赫兰以保全他省，到派低收入者去参与危险工作，到对于外城贫困区和内城富人区的分隔。成为代价的个体，既要面对更高的风险，又很可能享受不到自己牺牲所带来的好处。那么个体，为何还要这样做？
大体上说，鼠疫是超越了个人的困境，是超越了个体的休戚与共。在原本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休戚与共就是存在的，但我们一方面受到传统法律观和道德观的约束，一方面也被日常生活的匆忙与麻木所掩盖。举例而言，在著名的英国“木犀草号”案中，逃离海难的四名水手面临缺粮短水的困境，最终杀死了一个昏迷的人以挽救另外三人。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被传统道德和法律所认同的（事实上最后是先判了重罪又开罪减刑），但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却能得到理解（至少在讨论中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极端的、去常态化的环境激发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结。在这一个案件中，不可否认昏迷者活下去的希望被剥夺了，但确实是功利视角下的更优选择。
鼠疫带给人的，与前例没有不同。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是集体的遭遇。其一，鼠疫的传染性让人们既希望与他人相互社交，同时又对于他人是否患病一事充满猜忌；其二，鼠疫虽然把市民围困在了共同的集体中，却又破坏了传统的集体生活——他有拆散一切小型利益团体的趋势，但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看起来死亡是一种超越一切的平等，但随着粮食供应的困难、走私的泛滥、内城外城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暴露乃至于医疗条件的不平等，又都被放大了。这一切之间看起来是充满荒谬和冲突感的，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矛盾感可以打破日常的道德和法律，更重要的是可以破坏日常的匆忙和麻木。统治者在这一刻被赋予剥夺个人权利的权力，而个人又被赋予了从失序的社会中破坏他人权利的权力。当一切都在变异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是不改变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元初的相同的东西——即，我们都是偶然地被投掷到这一场疫情的风暴当中的啊！
这一种联结实际上是一种共情，一种超越了有关权势、道德、地位的传统判断的共情。他并不只在这一场瘟疫当中存在，它实际上存在于过往的每一刻，但他被灾难放大了。当任何其他价值都被破坏的时候，阿赫兰的居民被迫选择从个体的视野中走出来，去探索人与人之间共情的联结。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到他人正在经历的苦难，并且我们愿意让渡一些权利给集体——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我们是让渡了一些传统的权力给人与人之间“共情”的联结。换言之，我可能把我的自由，我的财富，乃至于我活下去的可能性，让渡给了我对于他人苦难共情的体验。这不能算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权衡，也不是一种功利主义或者利他主义的胜利，而是在于当我们所有人多做出出于共情的让步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和某些事情作对抗的能力，不只是瘟疫。也包括残暴的政权，僵化的制度，还有The Banality of Evil.
必须指出，这和所谓“舍小家顾大家”截然不同。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的臣服和牺牲往往是盲目的，但个人传统权利向个人对于他人的共情的让步却是一种很英雄的觉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