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又看到了曾经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的信息，她在几年前因为疾病离开了。我重听了她留下的，最后一首公演的歌，下方一条评论让我有些感伤。这句话说，如果她还在，她是未来乐坛一姐的不二人选。
看到这句话，我忽然想哭，不知缘何而起。因为这一层悲哀，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更没有审视过的。如果要描述得真切一些，大概可以说：“她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
于是，我仔细地思考这一层新生发出的悲哀，和孩子的悲哀有什么不同。“几年前的我为她而哭，是因为失去了自己所喜欢的人”，我想。
那今天呢？
我不愿透露她的名字，但她无疑有年年问鼎春晚和担当大小节目导师的能力。我今日的伤感似乎来自于我和她的共情——即，我尝试着把自己放在她的处境里经历她所经历。
哦，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是她，我有天籁般的嗓音，我有完美无瑕的前半生，人人都说我会是下一个“邓丽君”。可就在我的星途打开局面的时刻，这一场绝症它到来，它又复发，这是一次次多么荒谬的降临啊！于是我忽然意识到，即使我天赋异禀，我也只有几个月可生活，我也只剩几首歌可演唱。我忽然发现，这一场场荒谬的降临，似乎直接消解了我人生的意义。是啊，如果我已经注定没办法成为下一个“邓丽君”了，那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又要怎么做，怎么生活呢？
其实，我在为她所经历的那种，因为疾病荒谬地降临而引发的人生意义的消解感而哭泣啊！
我之所哭泣和伤感，是因为，我们都提心吊胆地恐惧着这一场消解的来临，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清楚地知道，这一场消解总会来临，来临在我们头上。
因为，我们所认为的，所被告知的那些人生意义，它是经不起诘问，经不起消解的。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武汉的一个高三学生，她叫黄玉婷，染上了新冠肺炎。方舱医院里，她把隔壁的小桌子横过来，盘腿坐在床上，这就是她的临时书桌。她把iPad放在桌上，戴上耳机，调大音量，来尽量掩盖周围嘈杂的声音和上网课。同一时刻，外公的高烧愈发严重，外婆也烧到三十九度，而医院仍没有空出的床位。黄玉婷自己连续核酸复检阳性，用iPad学习做题效率大大下降，又无比挂念着重病而没法得到治疗的亲人。
那篇新闻的收尾很玩味，记者说：“迷茫、慌乱、紧张，最困难的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的他们，又以年轻人仿佛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新的环境下摸索到了适合自己的最佳状态”。
但是，果真如此吗？
身处疫情旋风最中心的高三学生，到底会经历什么。
我想，就像我无比喜欢的那位歌手一样，是人生意义的消解。它在于，我们一直都在接受着高考是人生最为重要的时刻的教育，在冲刺高考的过程中，父母会为你创造不需要考虑其他事情的象牙塔，高考比拼的是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极限来学习，谁能掌握的更扎实。
但我想，对于黄玉婷来说，高考的意义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可以和“家人”、“健康”、“生活”甚至“娱乐”相互权衡的事情，这其实是一场考试的本来面目，也是原本健康的应对方式。但对她来说，这一种转变又何尝不是人生意义的转变呢？其实，这种意义的消解并不严重，也没有很要人命，因为你这一辈子还会经历无数次的！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颠覆了。黄玉婷说，她不敢和家里人通电话而只敢发短信，因为怕听到声音自己会哭出来。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陪着她，坐了很久。
我想，这些年，我们看得足够多了，各种各样的消解。史铁生，奥兰城，你和我，都是逃不过去的。
我们总以为，人是为了信念而生活的。民主自由？爱国爱党？以德育人？公平正义？但也会有一些时刻，我们会遇到荒谬。确实很荒谬，如此轻而易举地展现了我们的可笑。直到这一刻，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从快节奏、快生活里抽出身来做一个选择，是继续蒙着双眼埋头干呢，还是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走。
其实是有的。
人和物有一些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一把剪刀被创造出来，它的意义就是“剪东西”，剪刀一诞生它的意义就被赋予了；而人则不同，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通过行动去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
当那些外界强加给你的意义动摇的时候，不妨还是掉过头来找找自己的意义吧。那位歌者在她生命中最后唱的那首歌，之所那么动人，是因为她真的把自己唱进歌里了。唱歌并不是用来实现某个意义的手段，唱歌歌就是她的意义。我想，同样的道理，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我们每一步自由的选择，会去构成我们的意义，也只有我们愿意自由地选择，才能够抵抗这一幕幕荒谬的降临。我想，荒谬这几年都这么多了，未来还会越来越多的，不自我做点工作，怎么和它对抗呢？
在这条新的道路上，你非但不需要为谁而战，你可以战都不战。